1998年6月26日，一架银白色的A－340飞机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来自浙江省省直机关和11个市的43名援藏干部，在时任中共浙江省丽水地委委员、中共西藏那曲地委副书记（援藏期间）陈铁雄同志的带领下，走下舷梯，踏上西藏的土地，开始为期三年的援藏工作。
三年过去了，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不负省委和全省人民的重托，发扬“老西藏精神”，战胜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藏族同胞一道，为祖国边陲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动人的乐章，唱响了一曲又一曲浙江干部援藏之歌！
挑战“生命禁区”
英国人写的《人在高原》一书中断言：“人到海拔 4500米以上将无法生存”，并把这一高度确认为“生命的禁区”。我省对口支援的那曲地区，地处藏北高原，藏语叫羌塘，其意就是“北方辽阔的草原”，所以人们习惯叫藏北。这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2℃至－3℃，最低气温达－41℃。每年7月牧草开始返青，9月霜雪又至，冬季长达10多个月。即使在最暖的7月也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那曲地区植被稀疏，绝大部分地域没有树木，人烟稀少，平均每3平方公里仅有2人。风沙肆虐，全年7级以上大风要刮150多天，最大风速可达每秒40多米。对那曲的环境，这里的老百姓概括为：风刮石头跑，满山不见树，只能长点草，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
对于长期在内地工作的援藏干部来说，这样的生存环境无疑是严峻的考验，而高原缺氧则成为援藏干部必须逾越的第一道屏障。
由于海拔高，这里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当援藏干部还沉浸在盛大欢迎仪式的浓烈气氛之中，高原缺氧造成的反应已悄然而至。刚到拉萨市进行适应性休整的一周时间里，就有一些同志出现气喘、胸闷、头痛、眩晕等症状，不得不住进医院。随着去那曲日期的临近，这些同志纷纷撑着出了院。来自省法院的方嘏风反应严重，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可他一再向陈铁雄副书记表示：“不能把我留在拉萨，就是爬，我也一定要跟上大队伍。”
那曲镇海拔4507米，比拉萨市高出近千米。一到那曲，绝大多数同志高原反应更加严重。白天大口大口喘气，脸色青白，头晕无力，夜间要靠吸氧来调节睡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怀一腔援藏之志的43名同志互相鼓励，互相照顾，在当地干部的帮助指导下，对症用药，适当休息，以惊人的毅力努力克服高原缺氧造成的种种不适，在援藏工作中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让“老西藏精神”发扬光大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是孔繁森等老一辈援藏干部创造的“老西藏精神”。这种可贵的精神在新一代援藏干部的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那曲地委、行署组织的几次较大规模选派工作组下牧区工作中，陈铁雄副书记都以身作则，带领援藏干部主动请缨，下牧区工作，短则二十几天，长则一个多月，下乡更是家常便饭，并且都是刚回来，尚未休整，又背起被褥，带上干粮，一头扎进工作。饿了，停下脚步，掏出干粮，渴了，喝上几口水，继续前行，陈书记尚且如此，在县里工作的同志，更是经常深入牧区工作，每次一待就是一个多星期，吃的是饼干、方便面和风干肉。所以那时我们也互相调侃“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对于援藏干部这种不怕艰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当地领导给予高度评价：“不要说是你们，就是当地干部能连续在牧区工作一个多月的也不多，你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那曲，其藏语意为“黑河”。这里的水是白色的，氟和汞的含量特别高。在那曲烧开的水，通常不会灼伤人，因为水烧到70℃就开了。烧开的水，通常混沌不清。那时的那曲没有自来水，藏北人祖祖辈辈吃的都是井水。这里的井水，即使在夏季，也冰冷刺骨，冬季要用井水，更不方便，井口被数尺厚的冰层覆盖，要用铁锤斧头将冰砸开。
在20世纪70年代，使用高压锅以前，老一代西藏建设者们只能吃半生半糊的夹生饭。说到吃饭，一直是在县里的援藏干部头痛事，这里的单位均不设公用食堂，烧饭炒菜，离开了高压锅，永远都吃生的（就是面条也要用高压锅压才能吃）。
那时，那曲镇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基本靠外运，住在各县的援藏干部只能依靠往返车辆捎带一些食品，膳食之单调可想而知。由于西藏的农牧民基本上不吃蔬菜，因此也种得很少。再加上当地没有精盐，都是用盐巴，吃起来很不习惯。刚来的那阵子，当地用最好的菜和青稞酒、酥油茶来招待援藏干部，可大多数同志还是因为高原反应，闻到饭菜的味道就想吐。然而，大家还是努力缩小与藏族同胞生活习惯的差异，逐渐适应喝井水、酥油茶、酸奶、青稞酒，吃风干牛肉、手扒羊肉和糌粑，还学会了烧牛粪和在缺氧条件下用高压锅烧菜、做饭的本领。
多数在县里工作的援藏干部住的都是以铁皮做屋顶的平房或低矮、潮湿的泥房子。这种房子，太阳当头时，它犹如一盆火炉，太阳下山后，转眼变成一个冰窖；冰雹袭击时，它又变成一只震耳欲聋的牛皮鼓。其保温和隔音效能均很差，一进入冬季，房内墙壁总是积上有几厘米厚的冰霜。常年不断飞沙走石的大风，会突然掀掉屋盖，让人有家难归。有的地方没有电，只能点蜡烛。
2000年7月，我陪同丽水电视台记者王凯、王丽明下乡到比如县，在回那曲的路上遇到狂风大雨，路面又窄又滑，260公里的路程，汽车足足跑了17个小时，次日凌晨4时到达那曲时，王丽明提议说，今天我们各捡了一条命，留个影做个纪念吧！在我们浙江第二批援藏干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时代的楷模孔繁森同志就是在高原遇车祸而永远离开我们。在全国第二批646位援藏干部中，也有三人因高原车祸离开了人世。那曲地区多数县到乡村，基本没有大路，下乡只能步行或骑马。由于县、乡、村普遍没有接待能力，每次下乡都要带上液化气、炊具和足够的干粮。
在进藏后的日日夜夜里，呼吸难、吃饭难、睡觉难、行路难始终伴随着我们，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同志们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通过反复实践，摸索出“穿衣不要少、吃饭不要饱、走路不要跑、说话不要吵”这一特定条件下生存和工作的规律，始终以“老西藏精神”激励自己，顽强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体现出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精神面貌。
让西藏的明天更加繁荣稳定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这是援藏干部进藏后都会唱的一首歌，歌声唱出了浙江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共同建设新西藏的心声。
我们43位援藏干部分布在那曲地委、行署和所属那曲、比如、嘉黎三个县，职务不同，岗位各异，但大家都把尽职尽责为那曲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脚踏实地干好每一件事。
抓教育、转观念。把沿海发达地区的新观念、新思路与那曲实际相结合，促使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如嘉黎县援藏干部根据本县实际，在全县干部职工中开展以“学理论、守纪律、讲奉献、谋脱贫”为内容的主题活动，激发全县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使全县干部群众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抓基础、强素质。在前一批援藏工作的基础上，着重在那曲、比如、嘉黎三县抓“普三工程”师范学校的建设。在第一批援藏干部援建希望小学19所的基础上，又兴建了7所希望小学和一所幼儿园，共投资390万元，并且加大了教师的培训力度。
抓管理、建机制。相应地建立健全各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新的工作运行机制。那曲地委党校、旅游局、农牧局以及那曲县、嘉黎县和比如县都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和县委、县政府事务管理制度。那曲医药公司援藏干部负责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工作，使公司成为那曲首家股份制企业。
优环境、抓发展。那曲镇由于海拔高，冬季风大，自古以来没有树木，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张凤蛟在那曲军分区任职时，曾许下重奖，谁在那曲种活一棵树，立三等功一次。为了早日结束那曲镇没有树木的历史，改变那曲整日风沙肆虐、灰尘弥漫的状况，根据浙江省第二批援藏干部领队 ——那曲地委陈铁雄副书记的指示意见，那曲地区农牧局援藏干部积极组织、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浙江 ——那曲友谊树”试验活动，认真查阅那曲地区近30年来的气象和土壤普查资料，分析、研究前人不成功的原因、经验、教训，寻找那曲镇植树关键技术环节，撰写出《关于在那曲镇进行种植柏、杨等树项目试验的可行性报告》，组织、带领有关科技人员，在4月底气候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到山南、当雄、索县、阿里等海拔4800多米的高山挖树引种，自己动手建试验园，挖穴植树，施肥等。当时该项目已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已找到合适那曲镇种植的树种，并摸索出每年最佳植树时间和主要管理办法措施。该项试验的开展，结束了那曲没有树木的历史，对优化那曲镇生存环境、改善人民群众生存、生活条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曲县的援藏干部为了搞好农业开发，自带帐篷、炉具下乡。嘉黎、比如两县分别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区定贫困县，脱贫任务相当繁重，针对这一情况，两县的援藏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订脱贫计划。在全县进行思想大动员，在工作上抓重点攻难点，在措施上实行领导责任制，工作有声有色。两县已于1998年完成脱贫任务。
西藏气候环境之恶劣、道路之崎岖艰险、条件之艰苦，未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小感冒，在这样一个高原地区，一不小心，就会发展成肺水肿和脑水肿，就曾有援藏干部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出现感冒引发的肺水肿，甚至被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援藏任务。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那曲县8位援藏干部为尽快进入角色，履行职责，不畏艰难险阻，进藏仅10余天时间，在有些同志尚有高原反应的情况下，就自带干粮、被褥，分头跑遍全县20个乡镇，总行程达2800公里以上。大家之所以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人彷徨，没人掉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让西藏的明天更加繁荣稳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目标，更因为有榜样的力量在召唤。作为第二批浙江援藏干部领队的那曲地委陈铁雄副书记，为了搞好那曲地区发展规划，掌握第一手资料，1999年7月，在发烧高达40多摄氏度，处于昏迷状态的情况下，仍然心系工作，在拉萨军区医院治疗才2天时间，病情尚未好转，就不顾劝阻，执意要求回到工作岗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带领同志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完成了三年援藏整体规划。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那曲：三年共对口支援以“浙江路”为代表的项目48个，投入资金6000余万元，援助物资500余万元，为那曲地区选派技术干部2批共10人，从那曲地区当地干部中选派了8批共30人，前往浙江省挂职培训、组织当地同志赴内地考察学习10批共125人，内地党政代表团到那曲访问32批共256人……浙江的援藏干部用实际行动为促进那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应有的努力。这不仅增强了那曲自身的“造血功能”，更让藏北高原上最艰苦的地区焕发出别样的生机和活力。
沿着榜样的足迹前进
我省援藏干部自决定赴藏工作的那一刻起，人人都在心中下了这样的决心，像孔繁森同志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树浙江援藏干部的良好形象。这支队伍的成员来自我省四面八方，在藏工作单位又相对分散，处于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中，这无疑给加强队伍自身建设带来了一定难度。在陈铁雄副书记的组织、带领下，建立了“自管制度”，按地域分成4个自管小组，制订了“关于加强进藏干部管理有关规定”，并通过阶段性工作总结，每月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以及每周组织一次干部学习，从而在内部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加强、自我约束的机制。
援藏干部管理小组在抓好援藏干部管理的同时，努力为援藏干部服务，修缮了公寓的食堂、围墙、厕所、电路等设施，改善公寓住房、饮食、保健等生活环境条件。同时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大家练习书法，学习电脑知识，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军区武警支队，举办书画、摄影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陈铁雄副书记要求每位援藏干部要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对自己更是从不放松要求，带头坚持低标准，不搞特殊化，下乡自带干粮、炊具和被褥，不给基层增加负担。干部有问题、有困难，他总是悉心指导，耐心劝解，同时也时刻关心援藏干部身体健康，使大家感受到这个特殊大家庭的温暖。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高贵的是精神。在这方面，我们浙江的援藏干部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当得知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时，大家将到西藏后刚领到的第一个月的高原津贴300元全部捐献给灾区群众，很多援藏同志不管家中出现何种困难，仍坚持在援藏工作第一线。在每位干部的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退缩，一丝一毫的消极，一丝一毫的懈怠，大家互相鼓励，并肩而行，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圆满完成光荣的使命。
浙江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十分关心在藏北工作的浙江援藏干部，时任副省长卢文舸同志率有关领导先后到西藏看望在那曲工作的浙江援藏干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在听取关于浙江第二批援藏干部在藏工作情况汇报后批示：“我省第二批援藏干部政治责任感很强，工作扎实，肯于吃苦，做了许多工作，思想上也有很大收获，对他们的成就应当肯定和表扬。总之，对援藏干部要关心、爱护，他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很不容易。”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与肯定，更是对我们做好援藏工作的鼓励和鞭策。
三年，在时间的长河里，如白驹过隙；三年，在人的一生中，也许短暂且匆忙；三年，再回首，或已模糊不堪……但援藏的这三年时光，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像镌刻在心灵上的印记，像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它给予我的，不仅仅是历练与成长，更是作为共产党人忠诚与勇敢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是为人民服务宗旨与信仰的坚守和践行！西藏，庆幸我的生命历程因你而精彩，庆幸我的生命内涵因你而丰富。西藏三年特有的人生阅历，使我终身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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